当那个我曾经可怜的拾荒老太，在我面前撒泼并理直气壮地喊出这个价码时，我知道我持续了数月的善良，终于喂了狗。

  我本是好心将工厂的塑料废品送她，助她维生，她却把我的赠予当成私产，从感恩戴德到嫌少，再到不给就堵门骂街。

  当我的退让换来变本加厉的勒索后，我决定用一场她永生难忘的“大礼”，教会她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

  我叫王磊，二十八岁，是一家小型塑料制品加工厂的老板，虽然名头听着响亮，但实际上就是个背着一债，给大品牌做代工的小作坊主。

  那天下午，我正因为一批原料延期，在办公的地方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蟻，跟南方的供应商在电话里吼得口干舌燥。

  “张总，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今天必须到货！我这边十几个工人等着开工，机器开着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电费！您再拖，我这损失谁来赔？”

  她大概有七十多岁了，身体瘦小得像一截干枯的树枝，背也驼了，推着一辆比她年纪还大的、吱呀作响的三轮车。

  她总是小心翼翼地，用一个自制的铁钩，把纸壳、塑料瓶，一样一样地，从垃圾里拣出来，再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车上。

  那份专注和认真，让你觉得，她不是在捡垃圾，而是在从事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手艺活。

  在这个浮躁的城市里，这样一个安静而努力地活着的老人，总能让我莫名地感到一丝尊敬。

  那天，我开着我的二手小货车从客户那里回来，刚到工厂门口，就看到了让我无比心酸的一幕。

  张老太的三轮车陷进了路边的一个泥坑里，车上那些被雨水打湿的纸壳，沉重得像铁块。

  她穿着一件薄薄的旧雨衣，用她那瘦小的身体，拼了命地想把车推出来，但车子却纹丝不动。

  冰冷的雨水顺着她花白的头发，流过她那张满是沟壑的脸，分不清是雨水，还是泪水。

  我停下车，二话不说，跳下去帮她把车推回了她家门口那个勉强能遮雨的棚子下。

  看着她那间阴暗潮湿、堆满了各种废品的屋子，和一个老旧电饭锅里，那点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白粥，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

  她有些受宠若惊，双手捧着那杯热茶，连声说：“哎哟，那怎么好意思……王老板，你心肠真好。不像有些人家，看我们这些捡破烂的，跟看贼一样。”

  “您看，我这个厂子，天天都会生产很多没用的塑料边角料，都是干净的好料子。”

  “每天早上，您就直接来我厂门口，我让我手下的工人，把那些塑料都给您留着。您拿去卖，肯定比您现在挣得多，也轻松安全。”

  张老太听完我的话，愣了半天，随即，她那双浑浊的眼睛里，迸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光芒。

  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我笑着点了点头，“对我来说是垃圾，对您来说是宝贝，这叫废物利用。”

  “哎哟！你这孩子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！你就是活菩萨下凡啊！”她激动得语无伦次，甚至作势就要给我跪下。

  临走前，她又有些不放心地问了一句：“你那塑料，是好料子吧？比外面那些瓶子能多卖不少钱吧？”

  每天早上八点，我都会让工人，把前一天生产下来的一大袋干净的塑料边角料，整整齐齐地放在工厂门口。

  她每次见到我，都会隔着老远就喊：“王老板，您真是好人啊，祝您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！”

  有时候，我们的工人还没来上班，她就已经像个监工一样，等在了工厂的大门口。

  如果哪天，因为我们订单不多，生产的边角料比平时少了一些，她的脸色，就会立刻变得很难看。

  “哎，王老板，最近生意不好啦？”她的语气，变得阴阳怪气，“这料子都缩水了。我这老婆子饿一顿倒无所谓，就怕你这厂子开不下去，那我下半辈子，可就没指望咯。”

  我哭笑不得，只能耐心地跟她解释，生产量是按照每个客户订单来的，不是我能控制的。

  她听不进去，只会撇着嘴，一脸不高兴地，把那袋她嫌少的塑料拉走，嘴里还嘟囔着，说我这人“不实在”，“开始算计她这个老婆子了”。

  因为我们工厂的机器，每个周末都要进行例行检修和保养，所以周末是不开工的，自然，也就没有一点边角料产生。

  但那天早上，张老太七点钟就等在了门口，看到空空如也的地面，她的脸，瞬间就黑得像锅底。

  “张奶奶，我上周五就跟您说过了，我们这周机器检修，不开工，所以没有……”

  “我不管你什么修不修的！”她蛮不讲理地打断我，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，“你当初亲口答应了，每天都给我的！你今天不给我，我这一家老小，今天吃什么，喝什么？你这是要断了我的活路啊！”

  她一坐在我工厂的大门口的水泥地上，开始嚎啕大哭，一边拍着自己的大腿，一边对着那些来来往往的、不明真相的邻居和过路人，声泪俱下地哭诉我的“罪行”。

  “当初说得比唱得还好听，每天都把废品给我，让我老婆子有口安稳饭吃！现在看我老婆子没用了，说不给就不给了啊！”

  我一个二十八岁的大小伙子，被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用这种“一哭二闹三上吊”的方式，堵着门骂街撒泼。

  她会趁我的工人不注意，像个幽灵一样，偷偷溜进生产车间，把一些我们刚刚产出的、还没有来得及质检的成品，也飞快地往她那个巨大的蛇皮袋子里装。

  被工人发现后，她就立刻往地上一躺，捂着胸口，大声，说我们年轻力壮的工人打她了，说我们这些黑心老板要逼死她这个可怜的老人了。

  她还会守在我工厂的门口，像一个门神，拦住那些前来拉货的货车司机，理直气壮地说这车货里，有她的塑料，不给个百八十块的“过路费”，就不让车走。

  她甚至开始在整个街区散播谣言，说我的工厂，用的是从医院回收来的、带病毒的医疗垃圾塑料，产出的东西，都是害人的。

  我试过报警，可警察来了，面对一个七十多岁、一问话就躺在地上哭天抢地的老太太，也只能进行口头调解，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。

  我甚至还试过跟她好好谈判，我跟她说，我愿意每个月，直接给她五百块钱的“养老费”，只求她高抬贵手，别再来我的工厂闹了。

  她看着我，像看一个天真的傻子，然后，伸出了她那只干枯的、如同鸡爪一样的手。

  “五百块？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？一个月，最少也得这个数！”她张开了五个手指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

  “没错，五千块，一分都不能少！”她的脸上，是毫不掩饰的、得意的、贪婪的笑容，“不然，我就天天来，日日来，我就住在你厂门口不走了！我看你这厂子，还开不开得下去！”

  而是一个，精准地利用了我的善良，利用了她自己的年龄，利用了社会舆论对弱者的同情，对我进行无休止的、敲诈勒索的，职业无赖。

  那天，在她又一次，用身体躺在我的货车前，撒泼打滚，导致我一车价值数万的货，没能按时发出，被客户索赔了高额违约金之后。

  我看着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然后对着我，露出一个洋洋得意的、胜利者般的笑容，我的心里，那根名为“理智”的弦，彻底地，崩断了。

  我只是回到我那间被她搅得一地鸡毛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一个人，静静地，坐了一整个下午。

  我的脸上，没有一点表情，但我的心里，却有一头被彻底激怒的、沉睡的雄狮，正在缓缓地苏醒。

  对付无赖，就必须用比她更狠，更绝，更能击中她软肋的，让她永生难忘的手段，进行一次彻底的、釜底抽薪的反击。

  我还开着我的那辆破旧的小货车，去建材市场和一些我以前从未踏足过的、奇怪的店里，买回来了一大堆，谁也看不懂的，稀奇古怪的东西。

  她以为，我又在跟她“赌气”，她今天，已经想好了全套的、更激烈的闹事方案，她要闹得更凶一点，要给我这个不知好歹的年轻老板，一个更彻底，更深刻的教训。

  她揣着这种志在必得的心情，推着她那辆空空的三轮车，甚至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走出了她那间破旧的小屋。

  然后，她习惯性地，打开了她家那个正对着我工厂的、锈迹斑斑的院门，准备开始她一天“理直气壮的战斗”。